在“白色恐怖”的笼罩下、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，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?山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是：《共产党宣言》、马克思主义。

　　1975年，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。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学习“大胡子”的那本书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经过一番劝说与动员，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，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习、传承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。

　　20世纪早期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展开，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，为寻求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，中文全译本的缺失却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心结。

　　1920年8月，经过数月紧张工作，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正式问世。但由于排版疏漏，封面书名《共产党宣言》被错印为“共党产宣言”。这约1000册的错版书，遂全部赠阅。有一些就随着次年参加中共“一大”的代表们奔向各地。

　　1926年的正月，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省亲，临别前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。此时的刘良才，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部，并担任第一任书记。

　　刘良才的孙子、75岁的刘奎湘老人告诉记者，由于首译本封皮印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，当时的刘集村人更习惯称其“大胡子”。人们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叫做“大胡子的话”，本名倒少有提及。

　　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，经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习。为避人耳目，用棉被掩住窗户、点起豆油灯、让妻子在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。虽上过几年学，刘良才初读《共产党宣言》也是磕磕绊绊、不得要领。但读得多了、想得透了，再联系起眼前长工与地主、老百姓与县老爷的尖锐矛盾，更坚定了他依靠马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。

　　“我爷爷一向对社会不公与压迫气愤难平，总想着乡亲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苦。”刘奎湘说，刘良才告诉家里人听“大胡子”的话，就有饭吃、有田种。慢慢地，刘集村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人越来越多，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，能够经得住风雨考验。

　　1931年，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刘良才，上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。临行前，他将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。此时，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被血雨腥风的“白色恐怖”笼罩。在囊括600余种书刊的“禁书名单”中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名列榜首，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酷刑。

　　磨难也接踵而来。1932年，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刘考文被捕。1933年，因叛徒出卖，刘良才在潍县被捕，随后英勇就义。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的下落，也成了一个谜。

　　人们后来才知道，刘考文在被捕前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。随后的岁月里，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，藏在炕洞中、躲在粮囤下、掖在墙眼里，但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。

　　即便是1945年1月，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，首译本也得以幸免。已逃至村外的刘世厚那时又返回火场，避开敌人视线，忍受着烟熏火燎，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带出。

　　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，被誉为“红色堡垒”，有据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，解放战争中还为前线提供了200人担架队、2万斤军粮等人员物资。今天在首译本的发现地，建有专门的纪念馆，每年来此重温历史的观众达10余万人次。这段守护首译本的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，有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。

　　刘集村的后人们，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，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。42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，每次结交新朋友，会以“来自刘集”“是一名党员”来介绍自己。“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认可，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。”刘洪燕说。

　　“与其他存世的首译本相比，这本56页、巴掌大的小册子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并在实践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。”拥有5年解说经历的纪念馆解说员宫雪表示，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让自己切实体会到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含义，也深深为党的历程而感动。